在全球老龄化进程加速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2.0%，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人口结构转型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构成了严峻考验，一方面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显著，另一方面城乡代际分居率不断提高，传统代际支持体系的功能性弱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各地城乡社区正在涌现一批代际互助养老实践案例,形成了诸如“时间银行”项目、“代际共居”计划、“一老一小”等互助养老方式。互助养老的基本理念是通过代际资源再配置构建新型的社会化养老支持网络，加强并优化代际支持是提升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互助养老出现了一系列困境，基于此本文从代际支持视角探究如何实现互助养老机制的长效运行，并建构可持续发展策略。  

　　代际支持的理论演进：互助养老的模式变革

　　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家庭是代际资源交换的主要场域，利用“反馈模式”实现资源在子代与亲代之间的伦理化流转，形成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非正式契约关系。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人口流动格局的变化，代际互动在范围与形式上发生重要变迁，代际支持的概念外延已突破家庭界限，逐步从单一的家庭内部支持转向多元的社会化支持网络。互助养老是一种以居民互助为基础的新型养老模式，通过代际资源整合和基层组织创新，构建起多层次的社会化养老支持体系。该模式在保留家庭代际支持传统功能的基础上，突破了家庭养老的代际交换局限，将养老支持从单一的血缘关系拓展至多元化的社区互助网络，形成了“家庭-社会”双重嵌入的新型支持体系，实现了养老资源在更广泛社会关系中的优化配置。这种转型不仅拓展了代际支持的实现路径，更重塑了代际关系的互动模式，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方案。  

　　代际支持的实践悖论：互助养老的困境分析

　　当前互助养老模式在代际支持主体层面存在显著的供需错配，具体表现为服务供给方与实际需求方之间的系统性匹配失调。从代际支持供给角度来看，提供服务主体主要集中于具有相对行动能力的特定年龄群体，其参与模式具有明显的志愿性和非连续性特征，难以形成稳定的服务供给体系。从代际支持需求角度来看，受益主体主要呈现高龄化、失能化特征，其对养老服务的依赖性与其资源获取能力之间形成显著反差。造成这种供需矛盾的结构性根源在于现有机制未能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代际动员体系，导致支持网络覆盖面不足，与此同时制度设计缺乏对多元主体参与的有效激励，造成社会代际支持力量发育不充分。

　　在服务内容层面，当前模式过度集中于对老年人低阶支持形式的基础性生活照料，而相对忽视专业医疗护理和精神慰藉等高阶需求，导致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从互动层次来看，代际支持多停留在工具性层面，缺乏深度的情感联结和知识传递，这种表层化互动难以实现代际资本的实质性转化；就功能维度而言，当前支持体系偏重即时性、补偿性的单向服务输送，未能建立起包含预防性、发展性在内的完整支持谱系。这种单一化倾向不仅制约了互助养老的服务效能，更反映出代际关系重构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即尚未形成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多元化、专业化代际支持体系。

　　互助养老服务存在显著的代际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需要构建制度化的代际补偿机制以实现服务供给者现期投入与远期收益的跨期均衡。现行补偿制度在形式上实现了代际需求的跨期时间配置，但实质上缺乏对现期服务供给者的有效激励与合理补偿。现有补偿存在服务价值计量科学性不足与公平性缺失问题，没有充分考虑服务类型、强度与专业度的质性差异，导致补偿方式以单一的劳务时间兑换为主，缺乏多元化补偿渠道，同时未能有效校正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品的跨期贬值问题，对不同代际群体的时间偏好差异关注不够。这种补偿机制的不合理性不仅造成服务供给的“逆向选择”现象，更削弱了代际支持的可持续动力。  

　　代际支持的范式转型：互助养老的优化路径

　　首先，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建立基于养老服务能力评估与需求识别的精准匹配矩阵，充分考虑不同年龄群体的资源优势与服务能力，以及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实现服务供给与养老需求的动态平衡；着力培育和发展专业化的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制度化的注册管理、专业化的能力建设和规范化的运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在代际互助中的中介与协调功能；促进家庭代际支持与社会代际支持有机融合，既要充分发挥家庭代际支持的持续性优势，又要有效利用社会代际支持的规模性特点，形成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多元代际支持网络。 

　　其次，可创新发展代际支持服务体系。拓宽代际支持服务内容维度，形成包括基础性生活照料、专业医疗护理和精神文化慰藉的完整服务谱系，构建阶梯式、差异化的服务供给结构，同时优化正式服务与非正式支持的双重路径，采用“专业机构+志愿服务”的混合模式，实现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为提高服务人员在老年医学、心理咨询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构建包含资质准入、系统培训和评价机制在内的发展路径。通过服务内容的多层次设计、供给方式的多渠道整合和专业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实现代际支持服务体系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范式转变。

　　再次，要持续优化代际支持补偿机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激励相容原则，从价值评估、实施路径和运行保障三个维度系统优化，实现代际支持补偿机制从单一向综合、从短期向可持续转变：首先在价值评估维度建立涵盖服务类型差异、强度梯度和效果维度的多指标评价体系，实现代际支持价值的科学量化；其次在实施路径维度形成融合物质补偿、精神激励和发展支持的多元协同模式，有效满足服务主体的差异化需求；最后在运行保障维度通过专项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相关资金供给与风险分担机制，构建长效稳定的支持体系。

　　最后，要完善互助养老制度保障体系。在政策支持层面，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通过制定专项法规明确互助养老各主体权责边界，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将互助养老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以强化执行力度。在技术支撑层面，需推进智慧化互助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开发具有需求匹配、过程监测和效果评估功能的综合管理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服务资源的精准配置和代际互动的动态优化。文化培育层面，要着力构建代际融合的社会氛围，重塑传统孝道文化的现代内涵，将家庭养老的伦理规范与互助养老的公益精神有机结合，培育代际互助的社会文化氛围。

　　作者：雒敏，系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教授，江苏省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SHB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YJAZH078）)阶段性研究成果